短期内，继续采用垂直和领域性人工智能监管能够有效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延伸深度合成现有制度是治理效率最高的方式。
曾庆文诉国家发改委项目核准批复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4659号行政裁定书。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
进一步才是实际影响标准存在的强烈不确定性，易导致司法的恣意。而德国行政诉讼法中，前者属于诉的合法性(Zulassigkeit)问题，后者属于诉的理由具备性(Begründetheit)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刘广明案判决前半部分的说理凸显了主观公权利(合法权益)要件与因果关系(损害可能性)要件的分离[12]，但它整体上是运用保护规范理论一并论证这两个要件的。[50]因而，它的诉讼标的不是原告请求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的请求权，而是能够单方变更行政法律关系的形成权。[99] 该公式意味着，第三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为利害关系，合法权益和认为侵犯是利害关系的两个构成要件。
[42]那么我国保护规范理论是在哪个阶段运用的呢？首先，上述归纳的保护规范理论案例均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25条第1款、第49条展开论证。[92] 比如，施密特·阿斯曼所持的基本权利规范内部效力和规范外部效力理论。[3]从我国法治实践来看，我们也极其倚重授权立法这一手段，近年来的重大改革几乎都是运用授权立法完成的。
这是我国《立法法》自2000年制定之初就确立的一项限制授权立法的原则性规定。二、立法权转授的界定（一）立法权转授的概念转授权，又称再授权或二次授权（sub-delegation）,是指被授权者将经由授权获得的权力再授予第三方的行为。例如，《畜牧法》第39条第3款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畜牧业发展状况制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规模标准和备案程序。第三，立法权转授一般是无期限授权，紧急立法中的立法权转授则有固定期限。
除了有违授权者的信任和职权法定原则之外，禁止立法权转授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53]参见陈迪文、陈姜尔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湖北省阳新县人民法院（2021）鄂0222刑初305号刑事判决书。
[64]从立法者的角度而言，土地征收补偿事项涉及面广，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又比较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甚至省级人大和省级人民政府，都难以制定统一的征收补偿标准。[65]参见梁鹰：《备案审查视角下地方立法放水问题探讨》,《地方立法研究》2021年第6期,第54-63页。执行立法近似于职权立法，如果只是具体化，并不需要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专门授权，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可以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执行进行具体化。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参见[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46]参见张某著诉芜湖市人事局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纠纷案,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2003）新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18]此种对授权立法的限缩解释并非规范层面的圆满答案，而是未找到确切识别法条授权立法与执行立法的权宜之计。[56]这些立法权转授不仅有规避税收法定原则之嫌，也给税收领域的法制统一带来了难题。
第二，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将某项立法权授予国务院或地方人大，后者再将其授给其他国家机关。如前所述，无论是先行先试型转授权立法，还是补充型授权或变通型转授权立法，它们根本不会与上位法抵触，当前存在的地方立法放水问题，也可以从立法权转授方面找到原因
（二）立法变通授权机制需要提质增效完善改革立法授权机制的基本方式之一是限制授权本身。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变立法观念，是新时代立法工作的成就及显著变化之一，[63]立法法的相关制度安排在长远上应当进一步夯实国家纵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基础。
最后，从政治角度来讲，建立并发展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之一。由于授权立法通常是试验性、先行性的事项，经过实践检验条件成熟时，应当及时制定法律，因此，授权立法应当有期限要求。[39]更重要的是，经济特区法规的固有缺陷可能会随着两项新法规而得到放大。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经济特区法规取代设区的市法规，造成了设区的市立法权的虚置，偏离特区法规制度初衷和核心功能。地方立法变通权来自中央授予，其背后的授权机制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三类变通性法规中，海南自贸港法规的性质存在一定争论，存在变通性法规说、[34]职权化的授权立法说、[35]新型立法说[36]乃至开放性法规[37]等不同主张。
[33]姚魏：《论浦东新区法规的性质、位阶与权限》，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9期，第28页。即使当前未及解决此问题，仍然可以通过法释义学手段来寻求替代性方案，即综合地解释立法法关于三种授权机制的条款，实现限制性要素的互补。
至今没有任何北部或西部地方获得类似的立法变通授权。正是由于其国家治理功能受到忽视，经济特区法规制度遭遇发展瓶颈。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虽然是其制定主体，但其制定法规须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53]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10月13日），载《人民政坛》2022年第2期，第6页。
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48]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有关改革政策措施凡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按法定程序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统一授权后实施。（第2款）前款规定的授权性法规包括经济特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浦东新区法规和其他变通性法规，其实施的地域范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在授权决定中予以明确规定。[13]秦小建：《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宪法定位及合宪性展开》，载《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第168页。
但如果权宜调整过于频繁，则可能冲击到作为基础秩序的合理分工格局。因为设区的市法规只能调整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事项，且须提交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因此，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倾向于不分调整对象，均制定经济特区法规，由此进一步模糊了两类法规的界限，造成地方立法的混乱。
[36]自贸港法规制定权是一种新型的立法权，而不是特区立法权的升级版，参见熊勇先：《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及其行使》，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8期，第57页。中央出于改革试点目的授予特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立法变通权，相应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仅可以有效服务于本地方的改革和社会发展，而且为其他地方提供立法经验和参考，更为全国性的立法和制度完善积累宝贵经验。
[60]《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王建学，法学博士，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
由此，被授权机关必须在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报告中，提出相关的法律完善建议。[14]两种观点并非截然对立，如有学者认为，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仅仅是我国授权立法的一种类型，但从立法的内容和效力来讲，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又具有地方立法的性质。[25]废止此种法规及其授权机制就意味着一项已经发育多年的制度走向终结，必然有碍于法律秩序的安定性。[41]传统理论多认为经济特区法规不能涉及法律保留事项，包括绝对保留事项和相对保留事项。
考虑到海南自贸港法规的调整事项已经涉及法律保留领域，应当对不同变通性法规的授权事项进行类型化区分，其立法事项涵盖法律保留领域时，应当在行使过程中受到更严格的限制。有鉴于此，仍有必要系统阐释对试验性变通立法进行制度性整合的实质理由。
[43]周叶中、周鸿雁：《我国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的规范审视》，载《荆楚法学》2022年第3期，第111页。此内容属于第一个层面，现行立法法在这方面虽然缺乏整体性考虑，但总算有所涉及，特别是在2015年一修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的要求，此次二修也在第109条明确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变通的情况。
从长远上看，立法变通授权机制的完善仍然有赖于立法法中统一而明确的规定。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继续作出类似授权。
